惊人院

医生自述：我的两次生死逃亡

非典，你姥姥！

1

那年3月，我和禽兽在北京沙子口吃姚记炒肝。因为很好吃，他一番狼吞虎咽，被呛得咳出了眼泪，我优雅地放下饭碗，鄙夷地扫了他一眼。

“呼吸道异物阻塞，最快三分钟就可毙命。你甭作妖儿，我们科现在都已经住满了，没有空余床位容得下你。不过就你这作劲儿，估计也不用住院了，我在火葬场有熟人，不会让你家花吃亏钱的。”

禽兽满眼含泪，还没缓过来：“听说这几天感冒闹得特别凶，各大医院病房都人满为患，你们东直门肯定也是一床难求吧？”

我在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任职，他说的没错，何止一床难求，连地上都睡满了。昨天从北大附属医院还转过来一批病人，据说他们那边就差人摞着人睡了。

禽兽颇为不屑：“这些人啊，有点小病就闹着住院，好像看病不花钱似的。一包感冒药就能好的事儿，何必呢？”

我正要反驳他，手机响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是齐主任，赶紧接起来。

“小曹，你在哪儿呢？”齐主任的语气里带着莫名的焦躁。

“姚记炒肝，您来一份吗？下午我带回去。”我回道。

今天是我正大光明的休息日，不惧查岗。

“别吃了。”齐主任的语速很快，“昨天从北大附属医院转过来的病号确认是SARS，现在二科的医生和护士一个不剩，都被隔离了！你赶紧回医院测体温，记住，不要和任何人近距离接触！”

我的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足足反应了十几秒钟。

齐主任雷厉风行，说完便挂了电话，急着去通知下一个人。我握着手机，愣了会儿神，听到对面的禽兽慢悠悠地发问。

“怎么，有急诊？你们呼吸科能有什么着急事儿啊，整天拿个鸡毛当令箭。”

我一边回忆齐主任的话，一边向他复述。禽兽是北大人民医院传染科的秦医生，听完我的话，他狠狠一拍桌子：“SARS不就是非典嘛！你们科室冒出来一个？这下东直门可出名了。”

那个时候，在北京人的印象里，非典还属于遥远的广东和香港，谁都不会想到自己和非典的相遇会来得这么仓促。

我扒拉两口炒肝，匆匆离去。禽兽则显得格外兴奋，他说要赶紧回北院去守株待兔。这家伙一直这样，遇到新的病例，就像猎豹看见了猎物。

回到医院，呼吸科已经忙成了一团乱麻，楼道内外到处都是白口罩。我进到科室里，护士长递给我一个体温计，并告诉我，体温合格的医生才能上岗，不合格的直接住院隔离。

五分钟后，我取出体温计，36.8℃。

根本没时间多想，我撂下体温计，套上衣服戴上口罩就上岗了。由于医生大批量减员，而患者仍在持续增多，整个呼吸科鸡飞狗跳。

初期的非典不好确诊，所以但凡发热、腹泻的病号统统需要严肃对待。每一例确诊都关系着病人的去留，去则保证无毒，为之确诊的大夫必须签字担责——倘若把非典病人放回家去，造成了大范围传染，后果无比严重！

若是留，就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，即便是健康的人，住进一堆非典病人中间，那基本也等于被判刑了。

因此，每一例诊断都需要呼吸科主任、传染科主任，以及副院长挨个确认，挨个签字。

那字儿签的，一个个拧着眉毛，都跟上刑似的。

后期，我们才知道非典症状是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。经X光透视后，肺部会呈现点点“白斑”，两片白肺如死神展开的翅膀，给人以窒息的恐惧。

所有冲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每天需要接触上百名疑似病历，被传染的几率也被无限放大了。医生不可能全程穿着密闭防护服在科室盯班，不但身体承受不了，还给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

在这种关头，没人愿意徒增恐慌。

2

三天之后，造成东直门医院大面积传染的确诊患者宣告死亡。

说句实话，在医院工作这些年，我早已见惯了生死，但这一例却不同，他的死直接宣告，东直门在SARS面前战败了。

我能明显感受到，整个医院的气氛在一夜之间产生了变化。

也是从这一天起，在食堂打饭不用排队了，无论我坐在哪里，周围三层的桌椅必定空空荡荡。食堂就餐的医护人员被分作两批，负责非典的呼吸、传染、急救的医护坐在一侧，其他科室的医护自动远离，坐在遥遥相望的另一侧。

医生尚且如此，何况病人。

我们也自觉地减少外出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跑去楼顶透透气。

初春的北京灰蒙蒙的，行人匆匆，我却因此治好了恐高症。

因为每天极度繁忙，加上害怕将病毒传染给家人，我索性住进了医院宿舍里。夜晚，禽兽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
“你再不来看我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他的声音还是充满活力。

我已经累得睁不开眼：“咋啦？我现在一天上岗12个小时，哪儿有空去找你浪。”

禽兽顿了几秒，若无其事道：“我们马上就要被封院了。”

封院？这是个陌生的词汇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北大人民医院的感染者数量后来居上，数量高达120人，更惊悚的是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医护人员。

禽兽给我打电话的当天晚上10点开始封院，我赶到的时候正有警察在拉着警戒线。

线内的禽兽望着线外的我，大喊：“你进不来的，我也不能出去！”

封院前夕，医护人员可以选择离开，但之后，便会被医院认定为“自动辞职”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说直接点，离开就是逃兵。

隔着警戒线，大概有20米远，我看见北大人民医院里人人面目凝重，无比悲壮。禽兽呆呆地看着我，脸上是隐隐的无奈。

在警察将围观的人群驱散开前，我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：“活着出来！”

3

我对禽兽的担心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因为极度的忙碌，我每天只能睡三、四个小时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担心别人。

有的时候病人实在太多，我就会摘掉猴帽儿（一种罩住头部只露双眼的防护帽），把旁边一同值班的医护人员吓一大跳。

他们全副武装地盯着我，提醒我把帽子戴回去。我摇摇头，甚至脱去了一半防护服：“这些东西太累赘了！”

脱掉半身防护服的我诊断速度能快50%，眼前待诊病人的队伍长达数十米，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诊断分类，将会意味着大量的人可能在排队过程中被传染。无论如何，现在效率是第一位的。

随着全科室大夫的拼命和坚持，大量非典病例被确诊隔离，接受救治。诊室前的队伍越来越短，直到一个疑似病例直接呕吐在我的办公桌上，花花绿绿的一片，三天之后，我发热了。

为我做诊断的时候，齐主任只戴着口罩，因为顾及我的心理感受，他没有穿戴防护服。我站在门口不肯进去，那时在我桌上呕吐的病人已经被确诊为非典，我基本上是逃不掉了，如果我直接进屋，他也就悬了。

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齐主任穿上了全套四层的防护，我才终于进屋。诊断结果毫无悬念，我被感染了。

我终于住进了被呼吸二科医护人员包场的隔离病房里。大家见到我，纷纷微笑点头示意，像是在菜市场偶遇了老邻居，那些微笑瞬间消灭了我的恐慌。

但是当晚，急诊科的段大夫病危，大家努力营造出的轻松氛围被轻而易举地击碎。

我给禽兽打电话，他在对面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也在病房躺着呢，今天早上发的烧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我们科最后一个倒下的。”

我哑然失笑：“行吧，两周才是危险期，我看你能笑多久。咱们俩，谁先划勾谁是孙子。”

禽兽在那边听得一愣：“你姥姥的······”

在医院的病历上，痊愈的患者会被医生划上一个对勾。

那晚我睡得昏昏沉沉，第二天依旧昏昏沉沉，沉到第七天我喘不上气来，抬头一看病房里的人少了三分之一，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被划了勾，而是搬去了ICU病房。

我躺在靠窗的位置，看见楼下两名穿着防护服的人推着一具尸体离开。那是前几天病危的段大夫，他终究没能挺过去。

病房里再也欢乐不起来了，我浑身上下也有倍增的酸痛，仿佛有一万只蚂蚁在撕咬，稍微一动就疼得龇牙咧嘴。

我和呼吸二科的老方每天比赛走路，从病床到放射室，很近，二十米左右的距离。我们先数1、2、3，然后开始下床。

老方的肺部阴影比我大，有大半腔子的积水，没走两步就会开始喘了，这是我超过他的最好时机。每次老方落败，都会在背后小声骂我，而我却连转身回骂一句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们两个人急促地喘着粗气，哆哆嗦嗦，互相较狠劲，每次都能比出一身汗水。

陪我比了一周之后，老方去了ICU，再过几天，我看到他被穿着防护服的人推走了。

病房里的人已经少了大半，绝大部分都在ICU里生死未卜，此时，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禽兽发来的短信。

“我不行了，你要活着出去，孙子！”

那一刻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非典，你姥姥的！

4

一周后，我被确认痊愈，活着走出了病房。

齐主任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，他让我回家休息，我拒绝了。我要和丫战斗到底！

5月16日，我请了半天的假，那天北大人民医院解除了封院，我站在外面看着警察拆除警戒线。

每个从警戒线里走出来的人，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，必须通过严密的检测，合格者被发一个检疫合格证明。

禽兽没有从里面走出来。我当然知道他已经被消毒火化，我当然知道他临死都没有见到亲人一眼，我当然知道他三岁的儿子还在等着他的乐高，但我一直站在那里，总恍惚觉得他会突然从大门口跑出来，骂我“孙子”。

他曾说过，解封之后一定要先去吃姚记炒肝，我一步步如行尸走肉，想去店里看看，这家伙是不是甩下我提前去了。

但是，他没有。

后来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医院委派我前往小汤山非典医院。

在那里，我要和全国最勇敢的医护人员一起对抗非典！

如果禽兽还活着，他肯定会说：“嘿！小样儿的，看不出你还挺有尿性。”

秦大夫，你没完成的事儿，就交给兄弟吧。

隔天我抵达北京昌平区小汤山医院，那里军队驻扎戒备森严，比起普通的医院多了许多肃穆的味道。

这里太像单程的驿站。在病人间的传闻中，背靠昌平火葬场的小汤山医院被描绘成了鬼城酆都一般的地方，从入院到火化，行云流水。

我在查房时听到他们议论纷纷，总会笑着说：“那我就是鬼城里的夜叉咯？别动，夜叉来量体温了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恐怖的气氛被瞬间冲散了。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，患者的心理状态十分重要，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要在踏进病房的前一刻换上一张淡定、从容的脸，无论他的内心多么煎熬。

某一天，一直和我搭档的苏护士不见了，换了一个生面孔。我诧异地打听，才知道当天苏护士体温升高，立即被隔离观察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那段日子，我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，那种在死神面前的无助感再一次吞噬了我。

幸好两天后苏护士回来了，她体温升高的原因是例假期。看着护士们相拥而泣，我也有点迎风流泪。

为了杜绝医护人员被感染，医院采取军事化管理，所有科室主任必须签“零感染责任状”，哪里出现感染就地免职追责。这种蛮横的管理方式在非常时刻体现出了作用，所有医护人员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，整整51天里，1383人无一被感染，创造了奇迹。

非典这个魔鬼，来得突如其来，走得也出人意料的迅速。

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，我们通过控制感染将其扼杀住了。6月20日，我和全科的医护人员站在大门口，目送最后一批痊愈患者从小汤山医院离开。

终于结束了。

秦医生，我干过它了。

5

非典之后，我因个人原因离开东直门医院，加入到北京安贞医院。

在那里的9年间，我逐渐淡忘了痛苦，稀释了麻木，每天出诊，每月进修，日子过得普普通通。

后来，我有幸获得了赶赴几内亚进行医疗援助的机会。

在几内亚，我一边当医生，一边当老师，提升当地医学生的专业知识。小盖和小菲就是我的学生——当地人的名字太长，翻译成汉子至少一个自然段，所以我就取了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，叫他们小盖和小菲。

几内亚的生活虽然简朴，却很快乐。非洲的孩子们非常纯粹，我教他们蹩脚的汉语，他们教我骑河马、敲鼓，和头顶20斤重物。几内亚的成年人有一夫多妻的习俗，一家夫妻五个人，竟然也能琴瑟和鸣。

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的时候，出了一件大事。几内亚官方发布声明，灾难降临，一种名为埃博拉的病毒在国内爆发，感染者最快会在48小时内七窍流血、内脏衰竭而亡。

得知消息的我猛然间想起前两天死在我们医疗站的怪病患者，他的症状是腹痛、呕血、眼球充血，身上的注射孔会流出源源不断的鲜血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当时负责抢救这个病人的，正是小盖和小菲。

10年前的恐怖感顿时在我的脑海中重现。

我急忙打电话过去：“小盖和小菲呢？”

医疗站的人回复说：“他俩说不舒服，今天请假了。”

嗡的一声，我的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：“快找到他们，迅速隔离！你们穿着防护服去。”

埃博拉就像是非典，悄然降临，让人们手足无措。

埃博拉又不是非典，它有着90%的死亡率，感染基本看不到曙光。

又一次，我进了隔离区。因为我也曾检查过一例疑似病患，在医疗物资奇缺的情况下，我直接用手翻开了病人的眼睑，零距离接触，这让我获得了一个长达21天的隔离期。

在隔离病房，我给小盖打电话：“谁先出去谁孙子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我的心里忽然泛起一阵酸楚。此前小盖在中国待过10年，但他不了解“孙子”这种表达方式。

我跟他说，这是地道的普通话，表示最淳朴的祝福，等出了病房我详细地解释给你听。到时候我教给你一些地道的中文，比如“你妹”、“姥姥”、“他大爷”。

但两天后，小盖和小菲开始不断地体内出血、体外出血，口中喷射出碎末状的血糊，里面混杂着破碎的内脏。

小盖的四个老婆跪在大家面前求救，可医护人员也只能回复一声叹息。

那时人们对埃博拉毫无医疗办法。

翻译说：“她们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医生，你们有全世界一流的医术，只有你们能救她们的老公，求求你们。”

几位中国医生偏过头，眼泪哗哗地流，都不敢看她们的眼睛。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在隔离室，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她们。

小盖当晚就殉职了，他的四个老婆不再跪着哀求了。她们眼神麻木，没有泪水，呆呆地看着当地政府的人穿着防护服将小盖装进尸袋，拉去火化。

几内亚人大多信教，不接受火葬，但是小盖的死很特殊，必须被火葬处理。因此，即使死去他也要遭受信仰上的唾弃。

我隔着窗户看着四个女人绝望又冰冷的目光，感到羞愧万分。

很快大量疑似病例就占满了医院，隔离区也很快被住满了。一切仿佛和10年前一样，但不一样的是埃博拉让我们更加无助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确诊，然后隔离，教大家如何分辨，以及教大家尽早地隔离和保护自己。

在随后的数月中，几内亚哀鸿遍野，埃博拉患者临死前无不血溅当场。各处的医院很快遍地陈尸，犹如人间地狱，未曾亲见者无法体会。

命如草芥不过如此。

6

21天后，我活着走出了隔离室。

半年之后下一批医疗救援队来接替我们，让我们先行回国。那时埃博拉依然在西非三国肆虐，直到我们离开的一年半后才得到有效的控制。

之所以花费了这么久的时间，是因为当地人对疾病噤若寒蝉，不够重视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那就是：“哦，不用担心，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。”

回国后，我去了北京沙子口吃姚记炒肝，点了两份，将其中一份放在对面，倒上满满的辣椒。

“你丫以后还跟我嘚瑟吗？我可是经历了两回生死。”

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椅子，我痛哭流涕。

（注：本文改编自真实事件）

 －END－

作者｜原来如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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